“假离婚”后，陈某枝以银行转账、兑换比特币等方式帮助陈某波向境外转移集资诈骗款；
利用多个账户，张某为前夫陈某转移非法集资款；
在明知相关资金是毒品犯罪所得的情况下，林某娜仍帮助哥哥林某永将上述资金用于购房、投资，并提供账户帮助转移资金......
上述案例均属于3月19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、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。近年来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各类犯罪与洗钱活动相互交织渗透，洗钱犯罪充当助纣为虐、为虎作伥的角色，洗钱手段不断翻新，涉案金额持续攀升。新时代下，如何“看住”钱面临着诸多新型挑战。
而本次发布的6起案例正是其中的典型，不仅在事实认定、法律适用上对司法办案工作具有指导意义，而且是对社会公众的警示，让大家知道哪些行为是洗钱，避免因贪图私利或者碍于亲情人情而实施了洗钱犯罪行为。
“这批案例具有如下几个特点：一是针对特定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管有所加强。二是上游犯罪的范围覆盖面很广。三是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洗钱犯罪手段不断翻新且更加隐蔽，加大对这方面案例的查处力度具有典型意义。四是监管部门的职能作用发挥得非常好，作为行政执法部门，人民银行坚持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，在调查可疑交易行为、向司法部门移送可疑线索方面做了很多工作；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，充分发挥了侦查监督的职能作用。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研究员贾济东在接受采访时对《金融时报》记者表示。
新花样，新挑战
“从公布的洗钱犯罪典型案例来看，上游犯罪主要涉及毒品犯罪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、贪污贿赂犯罪、金融诈骗犯罪类型，这也是洗钱犯罪中最主要的上游犯罪行为。而从陈某枝洗钱案中可以看出，对于目前越来越多利用虚拟货币交易形式洗钱犯罪行为，有关部门也在加大打击力度。”北京市京师(深圳)律师事务所联合创始人、京师深圳法律研究院院长王岩飞在接受《金融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目前，洗钱犯罪已经呈现出了高频化、跨国化、专业化、互联网化等特点，尤其是利用新型技术、新型商业模式等形式进行洗钱犯罪的行为越来越多。
上述花样翻新的洗钱手段正受到高度关注。贾济东也重点提到了利用虚拟货币交易形式洗钱的问题。“随着支付手段的更新、区块链技术等的应用，出现了很多新的洗钱犯罪手法，它的隐蔽性越来越强，跨境特征越来越明显，这也加大了反洗钱监管部门的查处难度。”他强调，一方面，要充分运用科技手段，利用大数据分析，重点跟踪、监控可疑的交易行为；另一方面，针对新技术、新业态，要出台一些明确的标准和指引，强化企业合规经营，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管，才能凸显反洗钱工作的合规性和有效性。
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则强调了当前洗钱手段的“国际化”特点。他表示，当前，犯罪组织、贩毒组织、结构化设计和操作的洗钱系统，多为国际化形态，以此大大增强隐秘性、提高复杂度、增加监管难度，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政策差套利，这让发现、预防、侦查、打击、起诉、判决、惩处洗钱行为的监管协同难度越来越大。
依法严惩，反洗钱工作不断完善
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任务，要做到管住人、看住钱、扎牢制度防火墙。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做出如上指示，这也为做好反洗钱工作指明了方向。随着洗钱、恐怖融资等犯罪手段不断翻新，隐蔽性、破坏性不断增强，传统反洗钱手段愈发显得力不从心，监管部门也在不断创新工作机制，革新理念，致力于更好维护金融安全。
在本次案例发布当日，为回应各界关切，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厅长郑新俭、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局长巢克俭接受了采访。
其中，“一案双查”工作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具体来说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级人民检察院建立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推进反洗钱检察工作，各级检察机关建立“一案双查”工作机制，在办理洗钱罪七类上游犯罪案件时，同步审查是否涉嫌洗钱罪，深挖犯罪线索，加大追捕追诉与各类上游犯罪相关的洗钱犯罪力度。2020年，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洗钱犯罪221人，提起公诉707人，较2019年分别上升106.5%和368.2%。
而作为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的牵头单位，人民银行不仅牵头负责反洗钱联席会议机制，建立并不断完善了“人民银行牵头、各单位分工负责”的工作框架，也不断加强反洗钱监管职能。
巢克俭介绍，“近年来，人民银行不断强化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，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，建立了风险评估和执法检查‘双支柱’反洗钱监管体制。”他表示，2020年对614家金融机构、支付机构等反洗钱义务机构开展了专项和综合执法检查，依法完成对537家义务机构的行政处罚，处罚金额5.26亿元，处罚违规个人1000人，处罚金额2468万元。
“自洗钱”入罪待落实
在回应各界关切时，前述两位负责人均提到了“自洗钱”入罪问题，这也是当前业界探讨的焦点问题。
王岩飞表示，“洗钱案件不仅有为他人进行洗钱，而且有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洗钱的情况。在行为性质上，为自己的上游犯罪进行洗钱，属于实施上游犯罪后的额外行为，不仅放大了上游犯罪的危害后果，而且对国家的金融稳定等产生了额外伤害。对于这种行为应当单独认定，即将行为人自己实施上游犯罪并掩饰、隐瞒其犯罪所得及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，也就是对‘自洗钱’行为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实际上，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审议通过了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，将“自洗钱”单独定罪。上游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后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的，不再作为后续处理赃款的行为被上游犯罪吸收，而是单独构成洗钱罪，这加大了对从洗钱犯罪中获益最大的上游犯罪本犯的处罚力度。
不过，尽管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进行了修改，但是有关司法解释及文件还未对有关内容调整，这也对司法实践造成一定困扰。全国两会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四川省政府参事周晓强即提出，当前“自洗钱”入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认识未统一、自洗钱客观行为方式待明确、自洗钱犯罪侦办部门不明确等困难，可能影响自洗钱犯罪立案侦办、起诉、判决等环节。
对于“自洗钱”入罪问题，贾济东解释，“随着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的颁布，对‘自洗钱’入罪的认识逐步统一了，但由于理解上的不一致，实际执行时往往有所差异。因此，应当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，明确监管标准。”
此外，他强调，还需进一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。“反洗钱工作是一个完整的链条。”贾济东表示，人民银行作为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，通过行政执法、行政处罚充分发挥行政监管职能，需要将可疑线索移送至司法部门，协助公安、检察机关追踪资金、固定证据、分析研判。而公安机关要发挥刑事执法职能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，要依法追诉洗钱犯罪，要围绕审判的要求依法收集、审查、判断、运用证据。他强调，要做好相关工作，必须要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。
对此，在本次回应中，两位负责人也表示，“自洗钱”入罪是刑法对洗钱犯罪作出的重大调整，检察机关将遵循加大对洗钱犯罪惩治力度的立法原意，理解好、执行好刑法新规定。同时，人民银行则明确，将以本次典型案例发布为契机，积极会同各方一起，充分发挥行政、执法和司法合力，通过研究出台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，开展打击洗钱罪专项行动或比武竞赛，加强部门间交流座谈等多种形式，在司法实践中尽快落实刑法新规定，严厉打击治理各类洗钱犯罪活动，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。
（来源：金融时报微信公众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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